中国对日本再出手。
2月24日，商务部连发两份公告，依法将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并将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
这些措施，是中方既有政策的延续与落地。此前，商务部已于1月发布公告，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
此次公布的名单中，三大特点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被列入管控名单的实体，大多处于日本军工产业链的关键位置。
如三菱重工是日本最大的机械制造商之一，产品覆盖从飞机、发动机到海事系统的多个领域；有6家子公司被列单的IHI则是日本火箭、发动机的核心供应商；JMU防务系统株式会社在官网列出的“主要客户”中，日本防卫省位列首位。
去年12月，川崎重工社长桥本康彦表示，日本政府的军事扩张计划，将推动公司相关销售额超预期增长。
第二，名单涉及航空航天、能源化工、信息系统等多个敏感领域。
这些领域的产品和技术，往往兼具民用与军用的“双重身份”，一旦管控不当，转化只在一线之间。
以富士通为例，这是日本知名IT服务供应商，旗下富士通防卫与国家安全株式会社则为自卫队开发和建造信息和通信系统。不久前，富士通还与美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备忘录，共同加速两用技术研发。
因此，中方释放出的信号很清晰：相关措施并非针对个别企业，而是基于整体安全风险评估作出的系统性判断。
第三，此次名单贯穿日本军工体系研发、制造、人才培养链条。
名单中既有行业龙头企业，也有深耕细分领域的专业公司，还有日本防卫省直管的防卫大学等与防卫体系联系紧密的院校。
这些主体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等环节相互衔接，是加速日本军事能力外溢的重要支撑。
名单公布后，日本国防与重型机械行业股随即承压。当天，三菱重工逆转涨势，跌幅超3%；斯巴鲁、川崎重工和IHI一度跌超4%。
市场的反应，折射出对政策环境变化的高度敏感。
连锁反应背后，正是近年来日本持续调整安保政策、试图加速“再军事化”步伐对地区安全造成的威胁。
今年1月，日本政府批准2026财年预算案，其中防卫预算约9.04万亿日元，连续14年增长，近五年增幅超过60%。
政策取向上，日本已从“专守防卫”向更具进攻性的方向转型。首相高市早苗屡次宣称放宽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则、执着于修改“安保三文件”；部分政客公开鼓噪“拥核”，频繁触碰“无核三原则”红线。
与此同时，本届日本政府还将防卫产业划为重点投资的17个领域之一。防卫相小泉进次郎表示，将为强化防卫产业、实现防卫与经济的良性循环营造必要的环境。
这样的背景下，中方的应对更显精准。
相关措施中既有明令禁止，也保留严格审查的空间，强调的是风险管控，而非泛化限制；中日经贸往来密切，产业链深度交织，边界清晰，体现出政策的审慎。
历史的教训尚未远去。若个别动向持续松动约束、试探红线，地区国家保持必要警觉并不意外。
对可能助推军事扩张的举措加以防范，既是维护自身安全的必要之举，更是对地区和平与稳定负责的体现。
和平从来不是口号，它需要以规则和行动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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