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林：农民总理陈永贵的第2任妻子，39岁嫁给陈永贵，是主动的
宋玉林那年39岁，也是大寨人，离过婚，身边带着一个儿子。在那个年代，农村妇女离异带娃，日子过得有多难，咱们闭着眼都能想象出来。当县委的人找到宋玉林，提这门亲事的时候，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这是“高攀”，毕竟陈永贵那时候名气大啊。
但宋玉林的第一反应特别真实，她问了一句：“陈永贵我是知道，但你们觉得我跟他能成吗？”
这话说得实在。她没被陈永贵的光环冲昏头脑，她首先考虑的是过日子适不适合。
后来，两人见了面。陈永贵也没藏着掖着，把丑话说在了前头。他对宋玉林说：“我是一名党员，肩负着人民赋予的使命，嫁到我家，你将面临吃苦的日子，而且我很难照顾家庭，老人和孩子都需要你照顾，一个柔弱的女性可能难以承受这些压力。”
宋玉林是怎么回的？她给出了一个非常硬气的答案：“我不怕吃苦，请放心。为了人民，哪怕吃苦也是一种甜蜜。我将全力照顾家庭，孝顺老人，关爱孩子。”
这不仅仅是顺从组织的安排，更是一个成熟女性在权衡利弊、认清现实后的主动担当。她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她选择了这条路，并且走得义无反顾。
1966年，两人领了证。宋玉林带着自己的儿子，进了陈永贵的家门。那时候陈永贵还幽默了一把，看着这一大家子人，打趣说：“我们家现在成了合作社了！”
这句玩笑话背后，其实是宋玉林巨大的付出。尤其是李虎妮在前，那是孩子们心中的完美母亲，宋玉林要想融入这个家，得付出双倍甚至三倍的耐心。
事实证明，宋玉林做到了。她把陈永贵前妻留下的孩子视如己出，缝缝补补、做饭洗衣，硬是把这个“合作社”经营得像模像样。
宋玉林的到来，实际上是解放了陈永贵，让他能心无旁骛地去搞大寨建设，去北京开会，去当他的副总理。
说到这儿，有个细节特别打动人。陈永贵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这官儿大吧？按理说，夫人怎么着也得跟着去北京享享福，或者至少在村里得有个体面的身份。可宋玉林呢？她依然在大寨托儿所当她的保育员，给村里的娃娃们做饭、擦屁股。
有些外宾去大寨参观，听说副总理夫人在托儿所干活，都惊得合不拢嘴，非要见见。宋玉林一开始还不好意思，觉得自己是个农村妇女，给丈夫丢人。陈永贵却鼓励她：“有什么不好意思见人的？劳动最光荣。”
这二十年里，宋玉林其实过得挺“憋屈”。丈夫虽然位高权重，但对家人的要求严苛得近乎不近人情。孩子们不能沾光，亲戚不能走后门，连她自己，也没捞着半点“官太太”的实惠。但她从没抱怨过。她心里明镜似的，既然当初答应了不怕吃苦，那就把这苦日子嚼碎了咽下去，还得砸吧出点甜味来。
1980年，陈永贵辞去了副总理职务。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个坎儿，但对宋玉林来说，或许是种解脱。陈永贵想回大寨，但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和生活，决定让他留在北京养老，并把宋玉林和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迁到了北京。
在北京东郊农场的那个小院里，不再有副总理和保育员，只有一对普通的山西老夫妻。
那时候，如果你在北京的菜市场逛游，可能会碰到这么一对老头老太太。老头儿穿着旧中山装，老太太挎着个篮子，两人在摊位前挑挑拣拣。虽然组织上给配了工作人员，但宋玉林还是喜欢自己买菜。这种烟火气，是她盼了半辈子的。陈永贵有时候也会赶个时髦，给老伴儿买点稀罕的小玩意儿。
可惜，好景不长。1986年，陈永贵病重。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发生了让人泪目的一幕。
陈永贵到了弥留之际，把全家人叫到床前。他指着家里的保险柜说，那里有个布包，里面是他在北京这么多年攒下的全部积蓄。
多少钱呢？8365元。
放在今天，这点钱可能连个像样的包都买不到。但在那个万元户都稀缺的年代，这是一笔巨款，也是陈永贵一生的清白。他把这笔钱交给了宋玉林，并留下了最后的遗言：“今后，咱们家的担子就落到你身上了……一定要让他们走正道，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要为国家出力，咱们一辈子就是这种人。”
那一刻，宋玉林哭成了泪人。
陈永贵走后，留下了遗愿：把骨灰送回大寨，撒在梯田里。宋玉林是个守信的人，她遵循丈夫的遗愿，带着骨灰回到了大寨。
很多人以为宋玉林会留在北京，毕竟户口都在那儿，生活条件也比农村强。但她没有。她觉得大寨才是她的根，也是陈永贵的魂。她又搬回了大寨，回到了那个熟悉的窑洞，过起了独居生活。
这一过，就是三十多年。
陈家的孩子们，在宋玉林的教育和陈永贵的影响下，也都走了正道。虽然陈永贵生前严令禁止子女沾光，导致大儿子陈明珠当了一辈子宣传部长，二儿子陈明善甚至从部队复员去当了工人，但这种“压制”反而磨炼了孩子们的骨气。小儿子陈明亮后来下海经商，凭本事成了成功的商人，这大概也是对陈永贵和宋玉林最好的告慰。
2018年，91岁的宋玉林在大寨安详离世。她终于可以去见那个让她操劳了半辈子的倔老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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